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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谈到公司治理，当时最大的问题是“一股独大”。吴敬琏先生当时非常活跃，极力推动保护小股东的权益，我和他的看法完全一致。为了建立规矩，我建议引用OECD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）的那套公司治理规则。朱总理当时听了很支持，说：“OK，我们就引用OECD的规矩。”随后，我们推动了上市公司协会的成立，完善了增资扩股和公司收购等规则。今天，我的几个学生如彭冰、汤欣，都已经成为了中国公司法领域的大教授，他们其实在早期就深度参与了这套上市公司治理体系的发展。

　　大家都说香港“背靠祖国、面向世界”，这绝不是一句口号。我给你一个最直观的数据：港交所的市值是香港GDP的18倍。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。作为对比，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美国，其市值大约是GDP的1.2倍；而中国内地的市值大约是GDP的60%左右。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交易所市值能超过其GDP的两倍，除非它是一个服务于全球、尤其是背靠一个巨大经济体的离岸中心。如果没有内地，香港不可能支撑起18倍于自身GDP的金融体量。

　　我们目前的确希望进一步完善制度，让它进化到能够适应当前市场的复杂性。因为市场不是单边游戏，英文里讲It takes two toTango（跳一支探戈需要两个人）。你作为一个市场，光有东西卖是不够的，还得有人愿意买。这里的“第二个人”指的就是交易对手（Counter Party）。交易对手是有要求的，你必须符合他的标准和诉求，交易才能发生。而现在全球市场对中国最核心的要求就是：更多信息、更多透明度。

　　梁定邦：可以这样理解，核心原因在于，当前中国企业的上市节奏，仍由交易所与证监会调控。形式上是注册制，但本质上仍存在较强的行政调控色彩。以美国为例，SEC与交易所并不干预企业上市，企业只要完成注册、信息披露合规，即可提交上市申请，能否成功上市完全由市场决定。美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模式，核心在于其资本市场规模庞大，资金需求充足。而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，资金需求有时相对不足，因此需要通过行政调控来维持市场稳定。这种行政调控，本质上是用官方视角替代市场视角，核心原因在于需要兼顾三个关键问题。

　　第三个问题，是企业上市的先后顺序问题。由于需要兼顾前两个问题，且市场资金需求有限，中国资本市场不得不对企业上市顺序进行调控，导致部分企业出现排队上市的现象，形成了非市场化的筛选机制——企业上市的先后，由官方调控决定，而非市场竞争决定。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面临的核心困境，本质上还是市场规模不足。而市场规模不足，又与投资者结构密切相关：许多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房地产、P2P等非权益类领域，对股市的参与度较低。

　　梁定邦：解决这一问题，需要兼顾时间维度、市场信心与创新驱动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。从经济规律来看，任何经济体的发展都必然存在高峰与低谷的周期波动，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低谷阶段，正逐步向高峰回升，这一过程需要足够的时间沉淀，无法急于求成。市场发展的核心是建立稳健的基础，当前中国监管机构的保守谨慎，有其合理性——此前P2P等领域的风险事件，让监管层深刻认识到风险防范的重要性，担心新的金融产品或模式出现后，民众盲目涌入最终导致亏损。这种“吃过亏、怕再吃亏”的心态，使得监管层在推进改革时更为保守，但过度保守也会阻碍市场活力的释放，关键在于精准把握开放的时机与力度。

　　梁定邦：是的，监管层的保守倾向主要是为了防范风险，这一出发点并无过错，甚至是必要的。但问题在于，过度保守会制约市场发展，因此需要在保守与开放之间找到平衡。事实上，中国的监管机构（如吴庆所在的相关部门、金融监管总局、央行等）都有开放市场的意愿，但往往缺乏足够的勇气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的监管机构胆子更大，核心原因在于其秉持“市场可自我调节”的理念，且监管者的任期较短（通常为两三年），任期结束后即可返回华尔街，无需为后续的市场风险承担个人责任。

　　因此，从长期来看，中国资本市场要实现开放与活跃，需要借助新科技的力量突破发展瓶颈。传统资本市场的运作模式存在明显弊端：交易、发行、清算、交割、保管等环节相互分散，且长期依赖纸质流程，不仅效率低下，也增加了监管难度。而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RWA（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）等新技术的出现，能够将这些分散的环节整合到统一的系统中，实现集中化监管。这既能提升市场运行效率，又能增强风险可控性，为监管层开放市场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，也能让监管层更有信心推进改革。

　　Mbridge项目由BIS主导推动，其总部及科技创新中心均位于香港。上个月，BIS金融创新中心的总经理到访香港，我在一次会议中向他询问了选择香港的原因，他给出了三点核心考量：第一，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实力强劲，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，不仅是美国之外的重要创新高地，在部分细分领域甚至实现了对美国的超越——需要强调的是，人工智能并非仅限于语言模型，而是多元化的技术体系，中国在多个细分领域都有显著突破。第二，香港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，拥有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，便于Mbridge项目向全球范围扩散。BIS刻意不选择北京、上海，正是看中了香港的国际属性，便于项目的国际化推广。第三，香港可以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载体，未来Mbridge项目将逐步渗入全球银行体系，进一步强化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中的作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BIS亚洲总裁由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涛担任。他凭借在央行、国际组织的丰富经验和资源积累，为Mbridge项目的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持。

　　梁定邦：正是如此。此外，金融科技的创新不仅能赋能金融体系，还能深度联动实体经济，尤其是贸易领域。未来，贸易的数字化、科技化将成为趋势，而这一趋势将与全球货币体系深度融合，这一变革只有借助当前的新技术才能实现。具体而言，传统贸易的核心环节包括交货、通关、收款三个方面，每个环节都存在诸多痛点：交货环节需要核验货物真伪与规格是否相符；通关环节需要确认关税缴纳情况、健康标准合规性，同时防范违禁品、应对反恐等相关需求；收款环节则涉及预付、赊销、贸易融资等多种模式，流程繁琐且风险较高。

　　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短视行为，核心源于其内部的社会分化。美元的霸权地位让美国得以专注于高端制造业，将中低端制造业转移至其他国家和地区，从而享受“轻松赚钱”的红利。但随着美国人口从十多年前的2亿增长至3亿以上，中低端就业机会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，导致社会出现严重分化：富裕阶层掌握大量财富，但投票权有限；低收入群体（即通常所说的“红脖子”）投票权集中，但经济条件较差。这种分化使得美国的政治生态发生扭曲：政客为争取选票，不得不向低收入群体开出空头支票；富裕阶层则通过资金支持，影响政客的决策，维护自身利益。